那天早晨，我走过珠江路时，注意到了一个身穿旧夹克的老人。他在一家烟酒店的门口站了整整三分钟，目光紧盯着货架上的打折红牛和刚贴上的税标利群，然而他既没有买东西，也没有开口说话。此时我尚不知，这一刻正巧是南京中院公告生效的时刻——苏宁系旗下38家公司全部债务被一笔勾销，总金额高达2387.12亿元。
这并不是公司破产，商标依然存在，店铺依然营业，但苏宁已经不是曾经的样子。法院并没有给他下达破产清算的命令，也没有将他列入“破产人”名单，更没有对他的消费进行限制；他的征信报告上也只标注着“已履行完毕”。然而，他名下的七套房产、老款奔驰车、齐白石的仿画、股票账户、保险单等资产，却必须全部交出。就连他社保卡外的最后一笔活期存款，也都进入了重整信托。
这背后是他签下的连带担保，白纸黑字，确实印有他的章。这并不是他被逼迫所为，而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。在2017年恒大风波后，尽管他面临着巨大的还款压力，他却没有选择撤退，反而继续拓展家乐福、建造物流园，立下“我本人兜底”的承诺。然而，当自己再无法承担时，他主动整理了一份清单，依次交出所有财产。没有代持，没有隐匿，连墙上挂的字画，他也进行了编号拍照，贴上了移交的清单上。
许多人因此指责他愚蠢。然而，若看看其他的情况，黄光裕在监禁期间资产依旧未动；贾跃亭身在美国，FF依旧在融资，国内的债主连律师函都难以发出；王健林在2017年出售资产稳住万达，自身却未受到影响。张近东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——将企业的债务转变为自己的个人债务。
法院并不支持他这种做法。《企业破产法》无法规管自然人如他这样的全力偿还企业债。在整个国家，没有第二人做到这一点，而他却选择全力以赴。估价两百多万的收藏品被交出；一套老家房子，未过户给子女，直接作价进入了资金池；连他妻子名下的一张理财卡也被划入信托。这不是法院的强制，而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申请。
现在的苏宁依然存在，但已不再是以电器出售为主的苏宁。如今的它依靠七个商场和七家酒店的租金生存；物业管理和商业管理才是它的新主业。董事会中依然有他的名字，但却失去了签字权和表决权，连财务报表的原件都无法接触。管理公司的是中信与东方资产派来的人员，而原有的高管几乎都已离去。
有些人称这是帝国的垮台，然而这并非真实情况。它只不过是发展到了瓶颈。三十年前，他依靠小店铺起家，依托跑腿、记账和赊账来发展；后来凭借门店数量超越了国美；而再往后学习阿里巴巴拼流量，收购PPTV并投资直播，然而技术缺乏、内容匮乏、运营不足，才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。这并非是不幸，更多是摊子铺得过大，手脚却跟不上。
他账面上亏损的是金钱，实际丢失的却是节奏。当所有的决策都围绕着“规模”展开时，单店的盈利已低于竞争对手17%；虽然建了十多个物流园，但空置率却高达40%。此时再喊着“未来可期”，无疑显得有些虚假。
在他最后的六年中，他选择了沉默，没有召开发布会，没有更新社交媒体，甚至没有接受任何采访。每天他都会去公司，坐在小会议室里，听职业经理人汇报租金的收取情况和物业投诉率的变化。有一次，我在南京南站偶遇他，拎着一个帆布包，乘地铁换乘，身上的背包带断了一根，用胶布简单缠绕。
有人问他，这一切他图的是什么？是企图翻身？并没有。是渴望名声？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他。图谋东山再起？他甚至将微信删掉，换了三次手机号，连老同事也再难联络。
他所做的，只是履行自己当年签字时所承载的责任。他没有抱怨，没有诉苦，更没有推责。在这一切清空之后，他仍然是张近东，只是从此再无一分钱是他的。
